結束
百多年了!大花苗和東傈僳族信徒終於能聽到上帝用他們的母語向他們說話了!信徒手中拿著厚厚的聖經，臉上充滿了喜悅和快樂的表情。有些信徒默默的閱讀聖經，有的低頭禱告。來自不同地區的詩班輪流獻詩，以感恩和讚美來回應上帝對他們的慈愛。

二零零九年是一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年。該年九月五日，在雲南省的偏遠鄉村，將近1500名來自各地的苗族教會領袖聚集在祿豐縣大箐基督教堂，一同歡慶苗族“百年盛典— 《苗文聖經》發行儀式。”中國基督教兩會、雲南省基督教兩會、貴州基督教兩會、聯合聖經公會的代表以及各苗族教會領袖應邀出席慶典並致辭，過後向苗族信徒贈送苗文聖經。數百名信徒在教堂外，烈陽下坐了幾個小時，參加慶典。

在這之前兩個月，雲南省基督教兩會在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縣的滔谷基督教堂也舉辦了東傈僳文新約聖經發行儀式。雲南省基督教兩會的領導、聯合聖經公會的代表以及教會的牧師長老出席慶典。有些東傈僳信徒翻山越嶺，步行十多個小時來到滔谷參加聚會。

在中國近代聖經翻譯史上，東傈僳文新約和大花苗文新舊約聖經的出版發行是歷史性的時刻。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首次由國內基督徒翻譯完成出版的聖經。苗族和東傈僳族信徒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這些工作。

中國早期的聖經翻譯工作
在中國，聖經翻譯有很漫長的歷史。基督宗教很早就傳入中國。景教(聶斯托利派)傳教士阿羅本(Alopen)在公元635年從波斯抵達長安，建立教會並翻譯聖經。五年後，四千英里外的波斯首都被穆斯林軍隊攻陷。景教在唐朝盛行大約200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這年代的物質見證。根據在敦煌石窟出土的景教碑尊經上記載，部分的聖經已被翻譯為漢語。(2)可惜譯本已流失，故無法考證。

天主教在元朝進入中國。若望孟高維諾神父(John of Montecorvino)在1294年抵達北京。他將新約翻譯成中文。(3)在明清時期，部分聖經被翻譯成中文，以滿足禮儀和傳教的需要。巴設（Jean Basset，1662-1707）完成了新約聖經的翻譯，可惜沒出版，但這手稿對19世紀的基督教傳教士聖經翻譯工作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思高聖經註釋本是目前使用中文的天主教信徒最通用的譯本。此譯本起源於1924年在上海召開的天主教會議。方濟會於1945年在北京開始翻譯，1948年遷移到香港繼續工作。整本聖經翻譯和註釋共用了15年，合訂與排版工作歷時八年，最終於1968年出版。

基督教的傳教士是在19世紀初到中國。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是首位進入中國的傳教士。他在1807年到達廣州，然後和米憐 (William Milne) 和梁發完成了史上第一本中文新舊約聖經，取名為《神天聖書》，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4)基督教的傳教士非常重視聖經翻譯工作，前後翻譯出版了數十個譯本，目前最通用的是和合本聖經。

雲南省少數民族早期聖經翻譯工作
中國境內共有56個民族，其中55個被稱為少數民族。雲南省是民族種類最多的一個省份，5000人以上的世居民族有26個，其中15個民族為其獨有。雲南是個多民族，多文化和多宗教並存的省份。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國成立，傳教士在中國西南地區向少數民族廣泛傳播福音。現今雲南省26個世居民族都有基督徒，信徒人數較多的主要有苗族、傈僳族、彝族、瓦族、拉祜族、景頗族等民族。根據雲南省2010年的官方統計，省內人口共有​​45，966，239。信奉基督教的人數不能確定，但有些教會領袖估計人數約有80萬，百份之80的信徒是居住在山區和鄉村。少數民族聖經翻譯工作也有百多年的歷史。本文的重點是探討大花苗族和東傈僳族的聖經翻譯工作。傈僳族也分為東傈僳和西傈僳。後者信徒人數較多，主要集中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西傈僳族在民國時期就已經有自己的母語聖經。雲南省西傈僳聖經翻譯組經過三年半的努力，也在2012年底完成了新舊約聖經註釋本，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出版發行。(5)

天主教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初到雲南省昭通地區向當地的苗族和彝族傳福音。(6)最早進入雲南的基督教傳教士是麥嘉底(John M'Carthy)。1881年內地會傳教士喬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夫婦在大理開設教會。1883年，英國傳教士索理仁到昭通地區進行傳教活動。(7)1886年，循道公會傳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和邰慕廉（Frank Dymond）在昭通開闢宣教基地。(8)在1950之前，共有1500餘名來自30多個基督教機構的傳教士在雲南各地活動，先後在100多個縣建立900餘座教堂和佈道所。規模最大和最活躍的是內地會，由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於1865年在英國成立，然後大量差遣傳教士到中國。(9)

傳教士來到苗族村寨，和他們一同生活並將福音傳給他們。經過多年的努力，成千上萬名大花苗接受耶穌為救主，其中也包括一些彝族。為了滿足信徒們靈命的需要，傳教士深信有必要將聖經和讚美詩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讓信徒可以學習和成長。柏格理和他的同工，包括漢族和苗族知識分子，如楊雅各，張約翰和李史蒂芬一起整理出“柏格理文字”。這個文字獲得了苗族的認可，也被稱為“老苗文”。
因著這文字的創制，大花苗文的聖經翻譯工作得以開始。柏格理和和郭秀峰 (Arthur Nicholls) 開始翻譯苗文新約，楊雅各協助校對。“大英聖書公會”在1906年第一次出版譯好的馬可福音，之後又陸續出版了約翰福音，馬太福音，使徒行傳等單行本。(12)柏格理在1915年翻譯完《啟示錄》之後不久，因照料患傷寒的村民時被傳染而去世。王樹德 (William H. Hudspeth) 和郭秀峰對苗文手稿進行了修訂並於1917年出版大花苗文新約全書。第一版的苗文聖經在日本排版印刷。(13)

苗文新約聖經對苗族教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信徒人數也不斷增長。經過了多年的使用，王樹德，郭秀峰，和苗族知識份子對苗文新約進行了修改，並於1936年出版苗文新約聖經修訂版。部份舊約經文也被翻譯為苗文，然後在1949年12月出版苗文舊約《選錄本》。(14)

東傈僳族也是居住在雲南省的偏遠山區，生活環境和苗族的相差不多。東傈僳族的具體人數不詳。傳教士在1903年把福音帶給東傈僳族。1906年，內地會的英籍傳教士梅懷仁牧師 (George Edgar Metcalf) 和他家人來到滔谷，建立了東傈僳教會和聖經學校。1912年，梅懷仁與郭秀峰共同翻譯東傈僳文新約，採用的是柏格理文字，但在字母上有些區別。四福音書在1917年完成。(15)整本新約在1947年才被翻譯出來。香港聖經公會在1951年出版這本東傈僳文新約，但因各種因素，雲南省的東傈僳族沒能得到這本新約。這是一本被遺忘，幾乎不見天日的譯本。

1980年以後的聖經翻譯工作
新中國成立以後，因種種因素，雲南省的少數民族聖經翻譯工作沉靜了數十年。1978年以後，宗教政策的開放為教會活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也讓雲南省少數民族聖經翻譯能重新進行。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隔年，三自會重啟運作，教堂逐漸恢復活動，信徒也開始需求聖經。雲南省基督教兩會在1983年重印了苗文《新約全書》和頌主聖歌各五萬本，1988年又印了苗文《新約全書》兩萬本，但仍供不應求。(16)與此同時，苗族信徒也渴望能擁有完整的苗文新舊約聖經。

東傈僳族的教會也需要他們自己的母語聖經。幾位年長的信徒在1984年開始東傈僳文聖經翻譯工作。後來翻譯組也得到梅懷仁與郭秀峰翻譯的東傈僳文新約手抄副本，這對他們的翻譯工作有了很大的幫助。這段時期的翻譯工作非常困難。一位資深東傈僳教會領袖形容這時期的翻譯工作為斷了線的風箏，隨風飄蕩，沒有明確方向，也得不到具體的幫助。但他們還是堅持努力，沒放棄這項事工。
在這改革初期，聯合聖經公會也開始和中國基督教兩會聯手建立愛德印刷公司，印刷出版聖經，以供國內信徒的需要。在這期間，聯合聖經公會亞太事工部的駱維仁博士應全國兩會邀請數次訪問雲南教會，並在雲南神學院向學生講解有關聖經翻譯的原則和技巧。當時參與培訓的各民族教會領袖，包括苗族牧師和傳道，開始積極的把舊約聖經翻譯成他們的母語。

1990年6月3日，雲南省基督教兩會在昆明連雲賓館召開少數民族聖經翻譯工作會議。根據會議精神，正式進行規劃成立苗文聖經翻譯組。1998年4月雲南省少數民族聖經翻譯工作會議在昆明召開，得到宗教局和基督教兩會的關心和支持，使苗族和東傈僳族聖經翻譯工作能有秩序的開展。(17)

2001年5月17—24日，聯合聖經公會的柯偉生，呂容雲和筆者應雲南省兩會的邀請訪問雲南教會。我們發現大花苗和東傈僳已經將大部分聖經翻譯成他們自己的母語。在訪問期間，我們和雲南省宗教事務局以及基督教兩會的領導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自2001開始，經過宗教局的同意，雲南省基督教兩會和聯合聖經公會的共同努力，改善了聖經翻譯組的工作條件，掀開了雲南省少數民族聖經翻譯事工的新一頁。在聯合聖經公會翻譯顧問的協助下，翻譯組開始更有序地進行翻譯，審稿和修改。從2001到2008年，苗文翻譯組完成了舊約並重新翻譯新約。1917年和1936年出版的新約聖經對苗族信徒的成長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畢竟年代已久，不能反映近代聖經學者的研究成果或更加貼近原文的意思。整個項目在2008年完成。在同一期間，東傈僳組也在不斷地進行新約聖經翻譯和修改。(18)經過多年的努力，苗文聖經和東傈僳文新約終於面世了，圓了他們百年的夢!

聖經翻譯過程中遇到的挑戰
苗族和東傈僳族翻譯者對工作都非常認真。他們離開各自的村莊和家人，聚集在武定縣基督教兩會的翻譯中心，長期進行翻譯工作。除了農忙和節日，他們都在翻譯中心工作。這些翻譯者的付出蒙上帝祝福，也得到教會信徒的支持和幫助，但他們也遇到不少挑戰。

1. 譯者的培訓
大部分的譯者都沒受過正規神學教育，漢語水平也不是很理想，有時他們誤解了中文聖經的意思還沒有意識到錯誤。另外，由於缺乏翻譯方面的培訓，他們習慣將中文聖經逐字翻譯成他們的母語，以致譯本讀起來不通順，不容易明白。

為了克服這個困難，譯者們長期接受了大量的培訓。大部分的培訓是當翻譯顧問和譯者在審稿時進行。在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們努力學習，以至他們的水平也有很大的提升。
聖經翻譯是一項艱難的事工。它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文化的差異使聖經翻譯變得更加複雜。舉個例子，大花苗族沒有“義”這槪念。意思最接近的詞是“好”。“因信稱義”被傳教士翻譯成“因信成為好人”。翻譯組花了好長時間討論這難題，最後決定當經文是論及救恩， “義”這詞被翻譯為“與上帝和好”或“被上帝接納”。(19)這類的困難時常出現，需要譯者有足夠的創意來解決問題。

2. 聖經藍本
雲南省少數民族的聖經翻譯組成員都沒學習過希伯來文，希臘文或英語，只能從中文聖經選一譯本為藍本。當我們開始工作的時候，我們討論選擇現代中文譯本與和合本聖經的優劣。譯者覺得他們對和合本的語言更熟悉，但對現代中文版很陌生。同時，大部分的讀者，包括譯者在內，也發現和合本聖經的內容較難懂，而現代中文譯本就相對容易明白。最後，東傈僳族決定採用和合本為藍本，而苗族決定使用現代中文修訂版作為翻譯的藍本。同時翻譯組也大量參照其他中文聖經。

和合本聖經在中國教會可說是根深蒂固。絕大部分的讀者從來沒接觸過現代中文譯本，更不了解「意義相符、效果相等」這原則翻譯。短時間內想要他們接受現代中文譯本會碰到不少阻力。為使苗文聖經能被讀​​者接受，在聖經翻譯進行的同時，聯合聖經公會免費贈送現代中文譯本給苗族教會領袖。目的是要幫助他們更清楚明白聖經的教導，熟悉並協助推廣這個聖經譯本，希望將來苗文聖經出版時，能更容易被信徒接受。

3. 大花苗和東傈僳文字
1956年，中國學者推出一套根​​據漢語拼音而來的新苗語文字，1958年，這套文字獲得官方認可。不幸的是，這套新文字並沒有廣泛使用。苗族的信眾只熟悉老苗文，即苗文新約中使用的文字。文字的使用是個很敏感的問題，可能影響到整個項目的成敗。大花苗教會領袖數次討論這課題，最終決定在老苗文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調整和修改，然後使用這修改過的老苗文。在雲南印刷出版的苗文讚美詩也是統一使用這修改過的老苗文。雲南和貴州所使用的大花苗文字有一些區別，包括音調的數量和元音的位置等。因跨省研討牽涉到很多的難題，雲南省的苗族教會和翻譯組最終決定採用這個稍經改動的老苗文。

東傈僳文字則相對簡單。梅懷仁與郭秀峰決定採用“柏格理文字”，在這基礎上稍為調整， 加上幾個元音和母音，然後以這調整過的“柏格理文字”書寫。東傈僳族是採用這文字來進行聖經翻譯。

4. 測試
大花苗和東傈僳族散居在雲南的高山區域，這種地理上的散居狀況使各地的方言有些區別，這也給翻譯工作帶來不少挑戰。為了對譯文的質量有更客觀的評估，翻譯組出版了數卷單行本，送到不同地區試用。大花苗翻譯組在2007年也曾到雲南各地區和貴州訪問不同的苗族教會，贈送單行本，並與當地信徒交流。除了一些方言上的差別，整體反饋的結果很好，讀者也能清楚明白譯文的意義。讀者提出的一些好的建議也被採納，這也讓翻譯組能完成質量較高的譯本。

聖經翻譯是一項艱鉅的工作，除了以上的挑戰，翻譯組還碰到各種各樣的難題。我們需要採用務實和靈活的方式處理問題。碰到困難時不能操之過急，要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摸著石頭過河。(20)

聖經發行慶典後的反應
《苗文聖經》慶典於2009年9月5日在大箐苗族教會舉行。柏格理和他的同工們在1906年開始了福音書的翻譯工作，大花苗族等候了一百多年才親手拿到這本完整的苗文聖經。在短短幾天內，一萬冊苗文聖經就被分發完。東傈僳族自1903年得到福音後，也同樣等了百多年才獲得新約聖經。

聖經發行慶典結束後，一些教會開始組織每週一次的讀經班。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有些信徒已經讀完整本聖經。他們的反應非常鼓舞人心。閱讀自己母語的聖經讓他們覺得很親切，並且更容易明白經文的意義。擁有自己母語的聖經是少數民族教會一直盼望的大事。弟兄姊妹們有了聖經自然非常高興，但有些少數民族群體的文盲率高，所以有必要舉辦識字班，讓更多人能以自己的母語閱讀聖經。一些教會組織了掃盲班，幫助不識字的信徒學習自己的母語和閱讀聖經。聯合聖經公會和雲南省基督教兩會也積極合作幫助教會舉辦識字班，讓更多人能學習他們的母語。這掃盲工作也有了初步的成果。希望這工作對少數民族文字的推廣、使用和普及民族教育能有一定的作用。

遵行聖經的教導使信徒的生命有了重大的改變。一些少數民族好酒。聖經沒禁止信徒喝酒，可是不要醉酒。對有些少數民族來說，醉酒是家常便事，帶來很多社會問題。有些人醉酒後毆打妻子兒女，逼得他們逃到山溝躲藏，等丈夫酒醒後才敢回家。可是信主以後，他們滴酒不沾，生命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有些地方政府官員甚至公開說，“信基督教的多了，犯罪案就少了，不需要那麼多公安了！” 苗族和東傈僳族領袖認為聖經對民族文化的開拓和更新、對道德、倫理和宗教生活會有重大的影響。

有鑑於聖經對整個民族的影響，教會應該極積參於這項事工。目前全世界共有七千多種語言，新舊約聖經已被翻譯成495個語言，新約已被翻譯成1278個語言，部份聖經書卷已被翻譯成817個語言，可是還有4500多個語言沒有任何聖經經文。(21)很多民族還在等待著他們自己母語的聖經。

開始
2009年，經過多年摸著石頭過河，大家終於走到了河的對岸。大花苗和東傈僳族信徒已經等了很長的時間。終於，他們能將自己的母語聖經拿在手中，夢想已成為事實。這事件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終結了一個從百年前由柏格​​理，梅懷仁和少數民族信徒所開始的漫長聖經翻譯過程。同時，它也開始了新的一段旅程。信徒需要去閱讀和實行聖經的教導，指出譯文中的不足之處或其他需要修改的地方，並把上帝的福份傳給他們的同胞和鄰舍。

至於那許多還沒有自己母語聖經的族群，他們的夢想何時才能實現?他們面前還有好多條河流需要一一渡過。誰願意和他們一起走這旅程?

我們的工作才剛開始!

註
• 文章的部分內容， 特別是有關大花苗文聖經， 曾以英語發表。參S. Y. Yu, ‘The Story of the Big Flowery Miao Bible’, The Bible Translator 62:4 (October, 2011), 207-215.
• 註.1趙維本。譯經淵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香港：中國神學研究所，1993), 頁9-10。
• 天主教百科全書, 參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8474a.htm. 有些學者認為這本新約是被譯成蒙文。
• 1822年，馬士曼（John Marshman）和拉沙（Joannes Lassar）在印度塞蘭坡（Serampore）出版了中文新舊約聖經，史稱「馬士曼譯本」， 但其影響力遠不如《神天聖書》。學者一般稱神天聖書為第一本中文新舊約聖經。
• 白彝文新約在2012年也已完成, 希望能盡快出版. 除了雲南省, 聯合聖經公會也協助內蒙古的聖經翻譯事工, 蒙文新約試讀本今已出版。
• Covell. The Liberating Gospel in China: The Christian Faith among China’s Minority People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P.139.
• “基督教各派傳入雲南的歷史的分佈,” http://www.yesuwang.com/hti/view/id-3608.
• 秦和平著。《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區的傳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頁251。
• 朱發德主編。滇西基督教史（內部資料出版： 雲南民族印刷廠，2008），頁22。
• 越南， 老撾， 緬甸，泰國， 美國，法國和澳大利亞也有不少苗族人口。
• 韓軍學。基督教與雲南少數民族（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0）， 頁4-6。
• 這些單行本目前收藏在雲南省基督教兩會辦公室五樓。
• Covell. The Liberating Gospel in China， p.100.
• 這些版本目前收藏在雲南省基督教兩會辦公室五樓。
• 根據東傈僳教會領袖口訴。
• 雲南省基督教兩會的記錄 。
• 苗文翻譯組記錄。
• 東傈僳文聖經翻譯計劃是由筆者的同事黃錫木博士負責。舊約翻譯今年已完成，希望能在2014年出版。
• “義”這詞在聖經裡的意思很廣。根據上下文，可翻成“好”，“正直”，“無辜”，“與上帝和好”等。  
• 這是中國經濟專家陳雲提出的一句口號。他強調中國經濟要改革，但因改革問題複雜，必須要保持穩定，要摸著石頭過河。
• 聯合聖經公會2013年聖經翻譯數量統計。